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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木兰诗》里面找到一个动名词后缀“机”，韩语的기：万里赴戎机。这里的“戎”是动词战斗，“戎机”的“机”不是机遇，而是名词性后缀，亦可以写作“戎기”，或者用表音文字记作“戎”，意思是战斗的名词，即战争。
下句“关山度若飞”，是SOV结构（省略了主语S）。“关山度”就是“度过关山”。这一句进一步说明了《木兰诗》里面的这句话，来自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SOV黏着语，跟朝鲜语、日语有类似之处。
最后，”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当中的“安”，不一定是疑问词“怎么”，可能是否定词“안”/“”，也就是“双兔傍地走，（不）能辨我是雄雌”。
这篇文章总结我和语言维基的朋友们几年来，对上古汉语进行追踪分析以及对核心夏商起源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取得的成果。它回答中国夏朝时期，中华各地诸族的分布、互动、征伐和历史性转折等问题，并提出在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中，关于各民族原生语言特点和语言混合过程的理论和证据，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除了提供切实的语言文字证据外，还专门简述我们所理解的关于甲骨文诞生和发展的新理论。
从通过现代DNA技术对古文明遗址的研究，可以推断上古华夏人主要属于4个人种类型，即O1a, O1b, O2和Q。许多证据表明，现代中国人的主体O系，并不是夏朝民族的主体。夏朝以北方诸族为主，这些民族主要是Q系人种。证据有
酒神（巴克科斯），又叫（狄俄尼索斯），是（宙斯）和（塞墨勒）的儿子，即（卡德摩斯）的外孙，他被封为果实神，又是首先种植葡萄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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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汉语是唐朝发音、各汉语与日韩汉字的祖先、研究汉字的基础、也是重码极低的输入法。
为了作为简短的输入法、简短的拉丁化文字，把重码极低的中古汉语做成四字母的拼音方案。
用现代汉语拼音讲解中古四拼
()内的是现代汉语拼音,其中(oa)是口型大的(a)。(ye)是(ye)中的(e)的发音。(eu)是口型变扁的(u)。(ae)是(a)和(ye)之间的音。还有(a)(o)(e)(i)(u)音，(iu)音后门有元音时像(yu)音。每个韵母都可分为介音+主元音+韵尾组成。
最後談談·（James White）的公式，這在分子生物學，DNA 方面是一個基本公式。DNA 在幾何上的結構是雙螺線，是兩條封閉的曲線互相繞著，所以很自然的，研究 DNA 幾何結構的基礎是很簡單的微分幾何的曲線理論，和剛剛談的結有關，即打了一個結，結的數學性質就對應到 DNA 的生物反應。目前王倬教授正在南港從事這方面的實驗。
DNA 分子雖是一個螺線，卻不像我們所想像的，它的螺線是以最經濟的方式互相纏繞，而產生了許多複雜而有意思的幾何問題。之中有一個就是（White）的公式：\(Lk=Tk+W\)。兩個封閉曲線套起來的話有一個套數 \(Lk\)，它會等於（twist）和数（writhing-number）之和。套的數目可以很大很大，分子生物的現象，不僅是可以使它套起來，也可以使它解開，恢復原來的形狀。總而言之，我不懂這些生物學，只是道聽塗說。
在物理上有一個Bohn-Aharonov實驗，就是說：普通把（馬克士威）方程寫成那樣的形式是不對的。因為它沒有把所有的電磁現象都表示出來，應該利用圓周叢聯絡 A，\(dA=F\)才是描寫所有電磁現象的方程式，\(dF = 0\)只是\(dA=F\)的一種結果。Bohn-Aharonov 實驗的裝置（見圖八），有一個內有磁場的圓筒，外面沒有磁場，而在圓筒的外圍接有線圈，那麼圓筒內的磁場，便和通電之路徑有關。楊振寧先生有一篇文章把這情形說得很清楚。
總之，就是應該把方程寫成： \[dA = F, \delta F = J\]
的形式（也就是楊-Mills 方程式），用以處理更複雜的實驗，也才能真正代表所有電磁現象。除此之外，楊-Mills 方程式是一切場論的基礎，是規範場論的基本方程式，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方程在電磁場或(愛因斯坦）方程在引力場的重要性。不過在這個情形下，矢量叢就變成二維而不是一維了，那麼作用在這個二維矢量叢上的群就不再是可交換，因此數學上的處理就變得很複雜了。
（黎曼）幾何把幾何局部化，但我們不能永遠只在一個小區域裡頭，所以局部化之後又要整體化，又要把它擴充到全空間。而在這個整體化的擴充當中，最要緊的就是（拓樸）學。只要我們不把一個圖形扯破，那麼就有些幾何性質雖經過放大、縮小等很大的變換，也不會改變，例如虧格 (genus) 的性質。比方說我們在一個二次的曲面上挖兩個洞（見圖六），那麼它的虧格就等於 2。虧格也可以等於 3、4……，或者像美國的甜甜圈只有一個洞，虧格就是 1。即虧格等於洞的個數，這個數目是把曲面放大縮小之後仍舊不變的，這是不變式的一個例子。
